莫氏家族
来源于：《风起伶仃洋》
莫仕扬：太古洋行第一任买办
莫仕扬（１８20—1879），名维俊，号彦臣,香山县金鼎会同村（今属珠海市）人。莫自幼聪颖过人，富经济头脑，从家乡来到广州做生意，从底层做起，慢慢站稳脚跟。在广州，结识了十三行的洋人，粗通英语，深谙洋务，很快得到洋人的赏识。１８６０年赴香港经商。1870年出任太古洋行第一任买办。太古洋行是香港英资四大洋行之一。太古洋行1867年由英国人约翰·史怀雅始创于上海，于1870年选定香港为总行。洋行最初从事航运业务。后来在公司成立后，把中国茶叶运回英国，把针棉织品运来中国出售，生意越做越大。但史怀雅在开展贸易的过程中，认识到跟华人做生意，没有华人做中介，很难取得华商的信任。香山县人莫仕扬，工作勤奋，善于动脑，粗通英语，深受其赏识。
莫仕扬出任买办后，利用他与穗港工商界的渊源，迅速打开局面。太古洋行不断发展，经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史怀雅得到莫仕扬帮助下如虎添翼，莫仕扬也因此声名鹊起。
到20世纪初，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在华业务日渐发展，已拥有十多艘客货轮。莫仕扬凭着对洋务的熟悉，不断扩展洋行轮船公司在华业务，将洋行分支机构设至沿海各开放口岸。到２０世纪初，几乎垄断中国沿海的海运与长江丶珠江内河航运。随着业务的拓展，莫仕扬按洋行规定提成，自己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不断输资纳官，以官商一体发展商务，同时光耀门第。
20世纪初，太古洋行的第二任华人买办由莫仕扬的儿子莫藻泉接任。至１９３１年，洋行代办均由香山县金鼎人莫仕扬丶莫藻泉丶莫干生祖孙三代担任。在长达６０余年里，他们为洋行的发展付出了心血，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莫藻泉：太古洋行第二任买办
莫藻泉（１８５７－１９１７），莫仕扬次子。名鎏章，字冠鋈，藻泉为其号。莫仕扬去世后，接任太古洋行买办。他较其父更具商业竞争意识。１８８０年在香港买下大片荒地，在近山处兴建糖厂丶近海处修建船坞。１８８４年糖厂建成投产。厂址靠近原料产地，产品价格较当时盛销的“爪哇糖”便宜。莫藻泉同时推出一种印有各种精美图案丶海报广告式的“月份牌”，宣传糖厂产品。“月份牌”派送千家万户，太古糖迅速占领国内市场，将爪哇糖排挤出大陆。“月份牌”后来演变为挂历，流行至今。太古船坞同样成为洋行创利最多的企业之一，所造的“爱图里加士”号为香港最大的货船。与此同时，由莫藻泉主持在广州兴建货仓和码头（即后来的“太古仓”），购买香港尖沙咀蓝烟囱码头的地皮，为洋行带来几十亿元的利润。１９１７年，莫藻泉病逝。他在家乡立庙宇丶修族谱丶设仓济贫丶植树造林绿化防灾丶兴义学办学堂，至今成为美谈。
莫干生：太古洋行第三任买办
莫干生（1882—1958），莫藻泉之子。字履贤，名应材，号干生。1917年，莫干生接任父亲当上太古洋行第三代华人买办。太古糖厂丶船坞丶保险丶航运丶漆厂丶外贸等业务继续得到发展，为太古洋行积累了巨大财富。莫干生之弟莫应溎在伦敦法学院和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并取得了大律师资格后，于1928年也被聘任为太古洋行的帮买办（副买办），主管糖厂。这个时期，太古洋行超过怡和，跃登洋行首位。莫氏家族，也成了这个庞大英资集团的支柱。洋行华人买办，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像太古洋行那样，祖孙三代连续充任的。其时，除莫氏三代买办和副买办外，每一个洋行之分支或一艘新船起航，都由莫氏子孙或旁系子侄任职。百年之间，莫氏宗亲只要能工作的，都在太古洋行或其分支机构找到工作，累计达千人，故员工中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莫氏家族，实际上操纵了太古洋行的实权。太古洋行英国资本家，深感大权旁落在莫氏买办身上，于己不利，渐渐产生削弱莫氏的念头。受约翰·史怀雅家族的授意，当时任太古洋行经理的英国人布朗，已准备找借口向莫氏开刀了。恰巧，莫干生于1919年，物色了香港太平山顶一块地皮，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一幢当时全港最豪华的别墅。当这幢皇宫式别墅入伙时，莫干生举行了相当豪华的宴会，太古洋行布朗出席宴会后，暗中派人查莫干生的账目，要莫干生把经手购入装糖的蒲包，高于市价部分，“赔偿”给太古洋行。这是布朗逼走莫干生的“高招”，借此打击莫的威信。经过反复磋商，1929年双方同意，由莫赔偿25万元。莫干生受此次“釜底抽薪”的打击，感到难以在太古再待下去，遂于1931年向洋行递交了辞职书。从此,太古洋行总行取消了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制。
1959年，香港政府特别为其颁发皇家MBE勋章。
莫应溎——着名爱国人士丶香港升起五星红旗的第一人
莫应溎（1901—）莫藻泉之子。伦敦法学院和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并取得大律师资格，于1928年被聘任为太古洋行的帮买办（副买办），主管糖厂。他经历了社会风云变幻，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也是一名“香港通”和“广州通”。莫应溎担任过广东省第一丶二届和广州市第五届人大代表，市政协一至四届常委和第五届副主席。1985年与香山人郭棣活一起，被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是年纪最大的三名委员之一（另二名为张友渔丶钱昌照）。历史上，他曾为国家和民族出过力。1924年，叶剑英率领的革命部队乘船从大陆去港，被扣于香港长洲。莫应溎受地下党员之托，向香港警务处长京士交涉，终于使叶部官兵脱险。1950年初，广州解放后，莫应溎以“港澳华侨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副团长身份回到广州，受到叶剑英的接见。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莫应溎义愤填膺，曾组织一支由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捐献了一部救护车，携备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他还设法募捐了几万港元转送19路军上海办事处，支援残疾军人教养院。“七七”事变发生后，莫应溎又组织了“中华救护会”，训练了数百名爱国侨胞回内地服务，以广州一德路南益市场一座楼房作为总部开展工作。尔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莫应溎亲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为取得合法募捐地位，在新加坡向七洲府华民政务司备案，得到许可，在英国各属地募捐了数十万元巨款。同时组织侨胞救护队回国服务。解放后，宋庆龄丶蔡廷锴对莫应溎谈及此举时也曾予以嘉勉。
1950年9月30日身为香港华商总会董事的莫应溎，力主在华商总会升五星红旗，全体董事争论了三个多小时。会上，莫应溎大律师的法律观点，又以大陆所见的事实，侃侃而谈，消除反对者怕得罪港英当局的顾虑，赢得了多数。在10月1日上午8时，五星红旗终于在华商总会冉冉升起。接着莫应溎又与各知名人士一起筹备香港华人革新会活动。那时香港发生了广东救济会慰问团被袭击的流血事件，港英当局宣布莫应溎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小时内离境，莫应溎于1952年9月23日离开香港回到广州。
历史评价
莫氏祖孙三代在太古洋行６０余年的努力，为洋行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此后，洋行业务不断发展。至１９９２年度洋行纯利达４４1９亿元，１９９３年度市值１００７８亿元。莫氏三代买办，经历了从1870至1935年的漫长岁月，为促进我国航运丶制糖工业的建立以及外贸交往，发展商品经济，培训工商人才，都起到特殊的作用。
亲属后裔
莫仕扬过世后，其子莫藻泉丶其孙莫干生先后继任买办。三代人在太古洋行任职６１年，还荐引家族１０００多人，分任各分行经理，以致外界曾戏称太古洋行为“莫氏家祠”。莫干生有兄弟莫咏虞（一为莫颖虞），也曾在太古洋行任职。他在会同村修建栖霞仙馆，目前遗迹尚存。莫应溎是莫干生之弟
，也曾在洋行任职。莫应溎之子，
莫氏家族第四代孙莫庆廉丶莫庆义兄弟一如先辈，身居香港，不忘家乡建设。改革开放之后带头到家乡珠海投资置业，为乡亲们称赞。其中莫庆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莫华彤从商，小儿子莫华伦是国际上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出生，在美国长大；两个儿媳都是地道的台湾人。目前有三个孙子，９岁的莫天萌和１１岁的莫天茵在夏威夷长大，而８岁的小孙子则住在香港。莫庆义兄弟目前定居香港。
文化遗存
莫家祠堂 莫家祠堂在今珠海香洲区会同村。因年久失修，目前已残破不堪，只有岭南特色的石雕丶砖雕丶木雕还可辨认，不过遗址尚存。
莫家祖屋 在今珠海香洲区会同村。位于莫家祠堂附近。
栖霞仙馆 莫咏虞（莫仕扬嫡孙）为纪念一小名“阿霞”的女士而建造的园林式纪念堂。栖霞仙馆与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私家花园“共乐园”，同建于1910年左右。两家的建筑风格相近，园子里的花果林木也都是从外国进口的珍稀品种。与“共乐园”相比，栖霞仙馆的建筑更加紧凑，西方教堂钟楼式的大门楼构思独特，门前的两只西式卧姿石狮子，也是内地少有的。栖霞仙馆主楼长约30米丶宽约15米丶高约15米。外廊连续的拱券，透着一股南欧气息。楼堂内铺设的意大利地砖历经百年而不变色。据说，当年建造此楼时，为防止渗漏，二层的楼面是先浇注一层锡汤后，再浇注水泥混凝土的。
1944年侵华日军占领中山县后，栖霞仙馆被强征为军医院。
相关链接
（一）太古洋行
香港英资四大洋行之一。其前身为１８６７年英人约翰·史怀雅在上海开设的太古公司。１８７０年，史氏在香港建立太古公司，雇请华人代办。此后至１９３１年，洋行代办均由香山县金鼎（今属珠海市）人莫仕扬丶莫藻泉丶莫干生祖孙三代担任。
太古洋行的过去与今天
·1816年 John Swire（1793-1847）在英国利物浦创立。
·1861年太古集团开始透过代理Augustine Heard & Co.与中国进行贸易。
·1866年与R.S. Butterfield在上海合伙建立Butterfield & Swire（B&S）。
·1867年上海办事处开始营业。
·1870年B&S在香港开业。
·1948年B&S收购国泰航空公司四成半股权。
·1953年B&S关闭其中国的办事处。
·1974年 B&S在香港更名为John Swire & Sons 业务
· 太古地产有限公司
○ 太古城
○ 太古广场
○ 太古坊
○ 又一城
· 国泰航空
·香港飞机工程
· 太古可口可乐
· 香港联合船坞（前太古船坞）
· 卜内门太古（ICI）
（二）金鼎会同村
会同村位于今珠海唐家湾镇金鼎西南10公里。19世纪３０年代，莫丶鲍丶欧阳３家人约定自不同地方会同一起到该地建村，其后命村名为会同，沿用至今已有170年。会同村的三姓人员中，唯莫氏发展成为最大一族。莫氏家族的莫仕扬丶莫藻泉丶莫干生祖孙三代，为香港太古洋行担当买办达６０余年之久，当时许多莫氏族人也前往香港和广州等地为太古洋行工作，因此其家族和不少个人都积累了一定财富。清同治至光绪年间，由当时的海外富裕宗亲投资，全村在统一规划下重建。
会同村近代建筑群主要包括栖霞仙馆丶两座碉楼丶３座祠堂和４０多座民居，多建于晚清和民国初期，占地面积９６２００平方米。
(三)杜岚——澳门升起五星红旗的第一人
杜岚（1914—），女，教育家，陕西米脂人。学生时代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30年代与香山长洲人黄健结婚后回到夫家，后移居澳门。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濠江中学校长，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丶监事丶副会长。广东省第五届政协委员，广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现任澳门妇女联合会名誉顾问丶澳门中山同乡联谊会副监事长。1985年获澳门总督颁授劳绩勋章。
（四）杨秀英——缝制中山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人
1949年10月30日中山解放前夕，时任中山独立团十三连政工队队长的杨秀英，在大涌青岗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在10月29日晚上8时多，杨秀英接到任务，要连夜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在中山解放的时候，举行升旗仪式。
在同事的密切配合下，杨秀英开始缝制五星红旗，到凌晨4点多，杨秀英做好了红旗。杨秀英马上将五星红旗送到其连长手中，连长下令召集队伍集中，在中山青岗小学门前，举行了一次简单而庄严的升旗仪式，由此升起了中山第一面五星红旗。
